专访︱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绿色金融”需要普适的定义

碳道小编 · 2018-11-08 00:11 · 阅读量 · 94

摘要:澎湃新闻记者在11月7日新加坡举行的首届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会后,专访了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戴青丽(Deborah Lehr)。

下文转自澎湃新闻  记者:徐路易

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戴青丽(Deborah Lehr)


“对绿色这个词有共同理解非常重要。只有对‘绿色’有一个普适的、共同的定义,绿色金融才能成功地运作起来。”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在11月7日新加坡举行的首届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会后,专访了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戴青丽(Deborah Lehr)。就发展绿色金融的挑战,戴青丽给出了这个答案。


戴青丽是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的首席中国事务顾问,协助创建并启动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她曾在总统执行办公室担任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美国贸易代表和中国加入WTO两个知识产权谈判的首席谈判员,还曾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最年轻的亚洲事务主任,负责美国商务部出口控制及贸易政策问题。


保尔森卸任美国财政部长后,依然活跃在中美双边合作的领域。2011年他创建了保尔森基金会,致力于加强中美两国关系,推动中美两国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目前保尔森基金会正在开展的工作领域涵盖智库、气候与可持续城镇化、生态保护和绿色金融等。2015年后,保尔森将目光投向了绿色金融,并于今年5月设立了绿色金融中心。他认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和环境保护的关键,是提供解决问题的资金。因此,需要给私营部门设计机制,让资金投入能够更好地投入低碳发展。


绿色金融是指金融部门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政策,在投融资决策、日常业务和经营活动中,都会考虑对环境的影响、保护和治理,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引导,促进可持续发展。


“保尔森认为气候变化是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但却没有受到太多关注。”戴青丽表示。


在刚刚结束的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公布了“2019年最受关注的议题”的投票结果,只有8%的人投给了气候变化。


哪一种“绿”,属于绿色金融?


戴青丽认为中国在国家层面上有推动绿色发展的决心和计划,这几年来也相继推动了绿色债券、绿色贷款标准、低碳工业等工作。但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让市场对民间资本有吸引力,这其中需要攻克的一点就是如何去定义“绿色”。大家对绿色债券的理解是否相同,以及衡量这个市场的标准是否相同,将影响市场的有效性。


她举例说,假设与太阳能这类项目同一等级的,可以被称为“纯绿色”项目,那么次一等的就可以被定义为“浅绿”,此外还有“棕色”项目。而目前,这一标准尚未确立。戴青丽表示,美国认为投资清洁煤炭,并不属于“绿色”,而属于“棕色”。但在中国,绿色债券是可以流向这类工厂的。此外,即便就清洁煤厂而言,中国对投资国内项目的定义比其对投资国外项目的定义更为严格,这意味着中国在国外投资清洁煤厂的标准比较低。


“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在发展方面保持一贯的高标准,否则就可能存在将污染转移到其他国家的风险。”戴青丽表示。


另一方面,一个公认的标准也能有效地减少“漂绿”的发生。“漂绿”是指某一经济主体以某些行为或行动宣示自身对环境保护的付出,但实际上却是反其道而行。在金融领域“漂绿”可能会出现骗债、骗贷等现象。


当每个与环境有关的项目都有明确的等级划分,投资者就会更放心,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正在投资什么。如果说清洁煤电厂是绿色的,那么中国或许会失去部分美国投资者的认可,因为美国投资者认为这是“棕色”的;但在亚洲,或许有其他投资者认为这比传统的煤厂更好、对环境污染更小。清晰的分类让投资者们可以准确做出判断,决定是否投资这种项目。


“当我们有了公开透明的机制,和广受认可的概念定义,投资者们就会对投资项目更有信心。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漂绿’的可能性。”戴青丽表示。


中国在绿色债券发展的第一年就成为了绿色债规模最大的国家,这在当时是全球最热的话题之一。第二年美国超过了中国,但戴青丽认为今年中国有望重新成为世界上绿色债券规模最大的国家。2016年,也就是中国绿色债券“元年”,中国境内绿色债券累计发行53只,境内主体在境外发行5只绿色债券,合计共2369.7亿元,约占同期全球发行规模的39.9%。


碳市场:或与资本市场的发展共兴衰


除了绿色金融工具,在对抗气候变化的市场建设方面,碳税、碳交易,也是广受学界和业界认可的经济工具。


戴青丽提到,因为是中国(经济规模巨大),所以在碳交易市场建设方面,尽管目前只是在一个行业里推出,依然能涵盖1700多家工厂,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交易市场。

戴青丽十分赞赏中国在推动碳交易市场上做出的努力。虽然碳交易市场成长得较为缓慢,就目前而言,一步一个脚印的发展态度是正确的,未来还有很多发展空间,比如目前还没有开展的长期交易等模式。

“如果没有建立监管交易的结构,这个市场在未来的两年内可能仍然无法有效地运作。”戴青丽提醒道。

她进一步解释,碳交易市场的成功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好的政府政策,包括要求数据透明以建立正确的定价机制等。这是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还没有很好地做到。其次,必须让企业看到这里面有利可图,必须有实质性的交易。现在中国市场已经有7个试点项目,但它们实际上只是做试点,还没有在全国真正进行现货交易,更不要说推行长期的交易机制。所以这还不是一个功能齐全的交易市场。另一方面,戴青丽也承认,中国的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比预期得要慢一点,这是因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尚未发展成熟,对这一新兴市场的发展必然会产生影响。

“我们认为,当资本市场全面发展了,有了透明且确定的规则,有最优的市场参与者,从一定程度上会帮助创造一个高效的碳交易市场。”戴青丽表示。

不过即便在全球范围内,戴青丽向记者介绍,目前人们对碳交易仍然处于摸索阶段。欧洲的碳交易市场相对而言表现更好,但也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美国目前只有一个碳交易市场,在加利福尼亚州,且市场规模非常小。

另一方面,碳税作为绿色经济的一种工具,也备受经济学家的推崇。2018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因“将气候变化纳入宏观经济分析”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研究发现,在全球范围内征收碳税,将是缓解碳排放的最佳途径。

然而理论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2011年经济学诺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此前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有一件事情是民主共和两党能达成一致的,那就是反对碳税。

对此,戴青丽补充道:“还有另外一件事,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态度也很一致,那就是在对华政策上。”

不过戴青丽认为,美国对碳税的反对,一方面在于对碳税不了解,另一方面在于背后的政治考量,那就是大部分情况下,减税政策总比加税政策更容易获得人们的青睐。但也有一小部分人正在推动碳税。

“保尔森就是碳税的支持者之一,”戴青丽表示,“我们认为只有市场机制能真正调节碳排放问题,而碳税也是这个机制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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