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和模型

近年来，学界认识到气候变化可能是当前全球经济活动最大的外部性。尽管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但是人们普遍达成共识：当前的气候变化主要由人类活动导致，并且若温室气体排放继续按照当前的水平将对人类本身产生严重的负面后果。

传统针对减缓气候变化政策的经济学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碳税或碳交易等财政性政策（如Stern, 2007; Golosov et al., 2014等），相比之下，货币政策特别是央行在其中的角色却少有讨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在短期稳定产出和通胀波动，而少有关注像气候变化等较为长期的目标。然而在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温室气体排放路径以及气候变化对生产的强烈影响下，货币政策很可能不仅要对短期通胀、产出水平、失业作出反应，而且需要同时考虑气候变化的额外影响。

本文模型设定基于新凯恩斯模型，包括家庭、厂商、能源、政府和中央银行五个部门。其中，厂商部门包括最终产品商和中间商，最终产品商的产品处于完全竞争状态，中间商则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中间商面临一个具有随机技术（全要素生产率）冲击以及受气候变化而受到损失的生产函数。由于气候变化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在短期本身具有较大的随机性。所以本文全要素生产率冲击可解释气候内在的随机性波动，而对生产的平均损失效应则取决于近300年的累积碳排放量，其产出具有负外部性（因为消耗化石能源而排放二氧化碳），反映了人类活动对影响气候变化乃至生产损失的长期性因素。央行货币政策为遵循泰勒规则，针对通胀缺口和产出作出反应。

此外，本文模型中关于气候变化对生产损失效应的参数选择参考了多项前人研究结果。包括Golosov et al. (2014)认为（与工业化前相比）2.5℃的平均气温变化将导致0.48%的GDP损失。若气温变化达到6℃，则约有6.8%的概率使得GDP损失高达30%。IPCC (2007)的结果则表明4℃的气候变化将导致1~5%的GDP损失。综合前人观点，本文对气候变化损失弹性系数估计为0.25%~13%，即平均温度每上升1℃，GDP平均损失为0.25%~13%。在本文的研究中，为了进一步探究低损失程度以及极端情况下的对货币政策指定的影响，分别计算当损失弹性系数为0、10%，20%，…，60%共7种情形的货币政策反应。

二、研究结论

根据此模型设定，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一）气候变化对产出的影响具有逆周期性，货币政策反应强度也将变轻。一方面，因为气候变化对生产的损失效应，使得经济面临冲击时需要更长时间恢复稳态；而另一方面气候变化的对生产的损失效应越强，经济波动程度反而更低。这是因为当经济面临负面冲击时，由于总产出的减少导致能源消费等负外部性减少从而减缓气候变化。因此，盯住通胀缺口的货币政策与不考虑气候变化相比将减少经济刺激的力度。

（二）经济体实施如碳税等能源税政策时，该政策将面临一些经济成本，如更高的产出波动程度以及因为更高的能源价格而导致的更高通货膨胀率。在此情景下，当经济体面临负面冲击时，能源税率越高，总产出和通胀的波动更剧烈，但是由于能源税促使能源消费减少，从长期看高税率将提高稳态的经济产出水平。因此，央行货币政策短期的宽松程度在高税率下也越强，但在长期更偏向于紧缩。

（三）考虑到模型的稳健性，此前货币政策设定为仅对通胀缺口作出反应，在稳健性检验中，货币政策设定为同时对通胀缺口以及产出缺口作出反应。此外，此前货币政策设定的通胀目标为0，在稳健性检验中将通胀目标设定为2%。检验的结果是货币政策是否盯住产出缺口或更高的通胀目标并不影响本文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的核心结论是：第一，央行货币政策即便是仅遵循泰勒规则，仍会受到气候变化以及减缓性政策工具的影响。第二，当考虑到气候变化时，央行货币政策对经济冲击的反应程度应当更缓和。第三，能源税等财政性政策也会因为影响经济的波动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制定。

来源：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