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弃煤” 道阻且长

碳道小编 · 2019-05-13 07:05 · 阅读量 · 375

摘要:“澳大利亚在气候变化领域对外坚持维护自身发展利益本身无可厚非,但对内还应抓紧建立应对体系,采取切实行动。内外政策相互协调,才能顺应国际发展形势。”何建坤认为。

澳大利亚作家默里•霍加斯(Murray Hogarth)曾在《气候变化战争》中形容澳大利亚所面临的形势。他认为澳大利亚正处于极危险的境地,10年来正加速滑向不可逆转的气候灾害,若想赢得这场战争,每个人都处在前线,政府尤其要发挥作用。

即将举行的澳大利亚大选因能源政策的走向而备受关注,民众对清洁能源的呼声一直居高不下,但是政府态度却总是左右摇摆,对煤炭“情有独钟”。在全球碳减排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亚将如何选择?

独占一块大陆的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其煤炭储量位居全球第四,天然气储量位居第十一,此外还拥有丰富的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然而,尽管这片土地上清洁能源禀赋深厚,燃煤发电却在其电力供应中占到三分之二的比例。

第23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全球煤炭联盟提出希望所有国家能在2030年之前淘汰煤炭,世界各国纷纷响应,但此前曾供职采矿业的澳大利亚环境部长梅丽莎•普赖斯(Melissa Price)却说:“谁也不知道是否会出现一种合适的技术,能让煤炭变成良好、清洁的能源。我们如果淘汰煤炭是不负责任的。”

能源政策为何总是反复

澳大利亚之所以在是否淘汰煤炭上态度暧昧,除了因为其煤炭储量大,还与其开采难度小、煤质高有关。丰富的煤炭使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出口国,并一度成为其最大的出口创汇商品。

近年来,发达国家纷纷削减煤炭消费,亚洲的需求也低于往年。中国作为曾经最大的澳煤进口国,随着煤炭行业大力去产能以及对进口煤的要求加严,用煤需求逐年下降。这使得澳大利亚的煤炭产业增速放缓,并一度出现负增长的情况。如果本国再采取煤炭淘汰行动,国民经济势必大受影响。因不愿失去“黑色黄金”的价值,澳大利亚煤炭产业团体在2016-17财年支出数百万澳元,于全国电视频道投放广告,以保证煤炭销量。

实际上,在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国家利益之争由来已久。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介绍,早在2007年,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就认为履约损失太大,以国家利益为由试图抛开《京都议定书》,另立新的国际减排机制。之后的继任者陆克文却在气候政策上反应积极,上台即签署了《京都议定书》。

而2014年,澳大利亚参议院通过了废除碳税法案,并取消原定于2015年开始逐步建立的碳排放交易机制计划,成为世界上首个正式废除碳税的国家。时任总理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称:“我们废除的不是减排政策,而是全球最高的碳排放税,是政府经济行动战略的基础。”

到了2018年,由于对前总理特恩布尔的能源政策存在异议,澳大利亚执政党党内上演了一出“逼宫”大戏。特恩布尔政府曾在2017年发布国家能源保障计划(NEG),旨在降低居民电价,实现稳定电力供应和完成减排目标。但政府却在推行过程中自相矛盾,于是反对派以将会加重居民用电成本、阻碍国民经济发展为由,使这一计划最终无疾而终。

民众希望政府能采取更多行动

虽然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煤炭和天然气储量,但在历史和政治双重因素影响下,高额的电价一直是普通民众不可承受之重。

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报告显示,近10年来澳大利亚电力价格指数已飙升106%,而另一边却是联合国碳排放报告中,澳大利亚降低的碳排放并未达到《巴黎协定》中的承诺水平。随着老化的燃煤电厂不断关闭,矛盾重重下,新一届大选前夕,各路人马将重点放在了能源价格以及是否会上马新的燃煤电厂,毕竟此举会造成碳排放进一步增加。各党派为安抚受高额电费冲击的选民“吵”翻天,将削减煤炭视为解决方案。

近年来,澳大利亚民众能切身感受到气候变化对这片土地造成的影响。大堡礁已经在2016年和2017年的两次热浪中失去了近一半的珊瑚。尽管如此,印度企业在澳的最大投资项目——卡迈克尔(Carmichael)煤矿开采与铁路建设项目仍在继续。而最近的煤站离大堡礁自然遗产海岸线不到两公里。当地组织研究结果显示,大堡礁衰亡的根源,正是澳大利亚减排不力以及煤炭开采投资力度过大所导致的。

根据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2018年6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选民们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更多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84%的人希望政府推动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

2019年3月,全国有数万学生在澳大利亚多个城市参加了一次全球性罢课活动,旨在唤起政界及全社会对碳减排的重视。学生们举着总理的漫画像,认为政府在环保方面措施不力。

真正履行气候变化责任道阻且长

虽然民众呼声很高,但政府显然对清洁能源抱有不信任的态度,现任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曾在采访中表示:“我们无法运行依赖风能和太阳能等间歇性能源的能源系统,那永远不会成为保持灯光发亮的可靠能源。”

政府的态度源于2016年9月的南澳全州停电事件,这次事件使当地居民经历了50个小时的断电噩梦。风电机组为此次停电事件背锅,但背后真正的原因却是燃煤电厂的老化以及失败的预警调度制度。

于是,在国家利益、民众需求与减排责任中挣扎的澳大利亚,最终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通过实施有效的超超临界新型燃煤发电技术替代现有的火力电站,以保证煤炭的使用地位,同时实现在《巴黎协定》中承诺的减排目标。

事实真能如政府所愿吗?并不尽然。澳大利亚环境气候协会能源分析师奥利维亚•肯伯(Olivia Kember)指出,从近10年的新型燃煤发电排放可以看出,它仍会牵制澳大利亚在《巴黎协定》中所做的承诺。

“澳大利亚已经通过《巴黎协定》做出‘近零排放’的承诺,而建设超超临界技术新型燃煤电站,减排区间仅浮动在25-34%,离实现近零排放仍有距离。更为重要的是,在别国能源系统换挡升级发展清洁能源后,澳大利亚仍会被锁定在高碳电力中难以抽身。”肯伯说。

的确如此,清洁能源现已成为国际社会不可逆转的趋势。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平均每秒安装7块太阳能电池板。印度能源部则表示,到2022年,印度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将达到20万兆瓦。而在一些欧盟国家,清洁能源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瑞典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需求已经超过其能源需求的50%,芬兰约为40%,德国正计划在未来几十年大力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产能。

“澳大利亚在气候变化领域对外坚持维护自身发展利益本身无可厚非,但对内还应抓紧建立应对体系,采取切实行动。内外政策相互协调,才能顺应国际发展形势。”何建坤认为。毕竟,应对气候变化不应成为政客口中争取选票的口头支票,而应该真正落实到行动中来。

来源:中国煤炭资源网

热门评论
会员专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