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气候变化研究院公号获何建坤教授授权

独家分享发言全文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大家交流一下有关中国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的一些问题，我想讲三个方面：

 一

我国低碳发展面临新的形势

 

自从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实现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在新的形势下，大力调整经济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已经大为放缓。

 

驱动能源消费增速放缓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个是由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由速度和数量型转向质量和效益型，GDP平均增速由10%左右已经调整到7%以下。

 

另一方面就是由于经济的转型，使得能源消费的弹性大幅下降，意味着能源消费的增速要远低于GDP的增速。

 

这两个因素的叠加，就使得在2013—2018年期间能源增速回落到2%左右，而2005—2013年大概是6%左右，降低了三分之二，所以总体来讲形成了能源消费增长趋于缓慢的形势。

 

在能源总需求增速下降的情况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或者说非化石能源的增长速度仍然以10%左右增长，能源总需求增长率2%左右，而非化石能源的增速10%左右，能源结构调整加快，也意味着新增加的能源需求主要由增加非化石能源供应来满足。使非化石能源新增的供应量约占总能源需求增量的80%以上。

 

在新能源和再生能源快速发展的形势之下，单位能耗碳排放强度呈现一个快速下降的趋势。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消费增长非常缓慢，煤炭消费量已经基本上稳定在28亿吨标煤左右。总体来讲能源消费增速的降低和能源结构低碳化加快，使得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更为缓慢。

 

当前， 2017年和2018年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又出现了一些反弹，就是又有一些增长的趋势。应该说它是在总体上能源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增速放缓的情况下的一个波动，不会改变长期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呈缓慢增长的趋势。

 

总体来看，在“十三五”期间，能源消费的年均增长率可以控制在2.5%左右，而2005―2013年平均在6%左右，二氧化碳排放平均增速也会控制在1.5%左右。

 

“十三五”期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会下降22%左右，而“十三五”规划制定的指标是18%，所以将远远超过“十三五”规划的指标。到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会比2005年下降52%左右，也将远远超过我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对国际社会承诺的下降40%—45%的目标。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都对推进二氧化碳排放的早日达峰提供了契机和环境。国内来看，在经济新常态下，贯彻新的发展理念，推进经济转型，总体有利于二氧化碳排放的早日达峰。国际来看，联合国卡托维兹气候大会通过《巴黎协定》的实施细则，要不断强化各国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强化行动。IPCC也发布了1.5度温升特别评估报告，要推进全球控制温升1.5度的减排路径，就要到2050年全球实现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也面临一个紧迫的形势。而且气侯变化负面影响也比过去想象来得快，影响强度大，也加大了国际社会对加快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加快应对气侯变化进程的关注。

  

二

为推进碳排放早日达峰

应该做的工作

 

在保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既要保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又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关键指标就是要降低单位GDP产出的二氧化碳排放。

 

它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就是要节能，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升能源利用技术效率和经济产出效益，减少能源消费，控制能源消费的总量。总得来讲，通过结构节能和技术节能来降低单位GDP的能耗强度。另一方面要改善能源结构，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资源，在保证能源需求的同时，降低单位能源消费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这两个因素的叠加就可以较大幅度降低单位GDP的碳强度。

GDP能源强度的降低，2005年以来大体上保持在每年3.5%—4.0%的高水平，远高于发达国家GDP能源强度下降的水平。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单位GDP能源强度的绝对数值仍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7倍，是发达国家的2—3倍，说明我国在降低GDP能源强度，大幅度节能，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方面还有比较大的空间和余地。

 

另一方面就是要推进能源体系的低碳化变革，在保证能源供给的同时，通过改变能源结构，降低单位能耗的碳强度。因为技术创新，风电、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在很多情况下已经与常规能源相竞争，实现平价上网。我国新能源发展速度在世界领先，单位能耗的二氧化碳强度下降的速度在不断地加速。

 

当前要降低GDP的能源强度，它有两个影响因素，一个影响因素就是能源消费弹性，能源消费弹性越低就意味着GDP能源强度下降的幅度会越大。另一个与GDP的增长率有关，在相同能源消费弹性下，GDP增长率越高，单位GDP碳强度下降的速度也会越快。未来GDP增长率是要下降的，能源消费弹性也是要下降的，就是黄线和绿线（如下图所示）所显示的趋势。这两个趋势对降低GDP能源强度有对冲作用。两者对冲以后， GDP能源强度年下降率大体上将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就是红线所表示的未来大体可以维持在3%—3.5%的水平之上。

 

未来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率呈稳定趋势，如果要加大单位GDP碳强度下降速度，就要强化能源结构改变的作用。下图中红线单位GDP能源强度的下降率比较稳定，绿线是通过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资源改变能源结构降低单位能耗碳强度的趋势，它的下降率会越来越高。这两者相加，就是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下降的速度，未来稳定一定阶段之后会大幅上升。到2030年左右，单位GDP碳强度的下降速度每年可以达到5%左右甚至于更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支持未来GDP增速较高的情况下实现CO₂排放达峰。

 

实现二氧化碳达峰基本上有两个必要的条件，一个必要条件是说通过降低单位GDP碳强度来抵销由于GDP增长新增加的碳排放，这就需要使单位GDP碳强度的下降率大于GDP的增长率，就是图上的A点（如下图所示）。

 

另外一个方面，碳排放达峰并不意味着能源消费达峰。能源总需求还要增长，碳排放达峰就是要使新增加的能源需求都是由增加非化石能源供应来满足，用降低单位能耗的碳强度来抵消由于能源增长所带来的碳排放增量，所以就是要使单位能耗碳强度下降率高于能源消费增长率，也就是图上的B点（如下图所示）。

 

这两个点在时间上是重合的。从现在大量国内主流研究机构的研究来看，这个时间点有可能在2025年左右实现，当然2025年前后也有可能有一定的平台期，但是2030年之前可以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是一个相对有共识的结论，而同时又能支撑GDP以5%甚至更高的速度增长。

 

很多沿海地区和发达城市希望二氧化碳排放早日达峰，又希望GDP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比如说希望达峰时GDP增速仍然为6%甚至6.5%，那就必须使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的下降速度要大于6%甚至6.5%，这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三

需要采取的政策和措施

 

首先，我们必须要保持战略定力。一定要把促进低碳发展作为重要的指导思想。在2014—2016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基本上稳定甚至略有下降，有些人过于乐观，以为二氧化碳排放已经达峰，或者即将达峰。到2017、2018年二氧化碳排放又有所反弹，又有人说实现NDC目标比较困难。

 

我觉得这些都是正常的，在一定时期内缓慢增长趋势中也会有波动，有时增长一点，有时下降一点。但是总体趋势大家要把握，要有战略定力，一定要加强这方面工作，争取早日达峰，比较发达的城市要起引领作用。“十四·五”期间、“十五·五”期间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要发挥政策导向，包括碳市场的作用。

 

另一方面我们制定二氧化碳达峰的目标，也要和国家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两个阶段的目标相互契合和相互呼应。

 

到2035年我们基本实现现代化，生态环境要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要基本实现。所以要在这个目标指引下进行统筹规划，努力实现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前早日达峰，到2035年要有显著下降。

 

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世界领先，要建成美丽中国。同时发展方式和路径也必须和全球控制温升2度的减排目标相契合，应该按照2050年实现近零碳排放来部署我国的低碳发展战略，在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同时，为全球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地球生态安全的目标作出重要贡献。

 

在当前国内国际新形势下，我们应该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推动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和实现现代化目标，也要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建设。以全球生态文明思想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对全球气侯治理和国际合作进程发挥积极的引领性作用。

谢谢大家！


来源：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