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科普作家雷切尔用生动而严肃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寂静的春天，人类因过度使用化学药品和肥料而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最终给人类带来不堪重负的灾难，春天到来了，但没有虫鸣鸟叫，没有花香蝶舞，一片寂静。“寂静的春天”开启了全世界的环境保护事业。疫情之下，这个春天也格外寂静，也引发了我们对疫情背后，气候变化问题的更多思考。


1 气候变化或是疫情爆发的背后推手

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已演化为典型的“绿天鹅”事件[1]，人们除了持续关注疫情相关的数字之外，更想探寻疫情背后的根源。而气候变化，这个正向我们走来，却被我们视而不见的“灰犀牛”[2]，极有可能是疫情爆发的背后推手。

虽然气候变化影响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蔓延的微观机理还不甚明确，但多项科学研究都表明，全球范围内多次传染病的大规模爆发，都与冰川融化、森林大火、洪涝灾害等气候风险事件频发密切相关。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气温升高，带来的急性和慢性气候事件，是病毒和疾病加速传播的重要原因。
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将可能干扰地区的天气形式和生态平衡，从而加快了一些传染病的传播，尤其是借助虫媒和水传播的传染病。全球气候变化将直接或间接影响许多虫媒传染病，例如疟疾、血吸虫病、病毒性脑炎和登革热等的传播过程；还将使海平面和海表面温度上升，从而增加水媒传播疾病，如霍乱和贝类水产品中毒的发病率[3]。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4]，2015年-2016年在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爆发的寨卡病毒疫情，正是由于气温度升高加速了埃及伊蚊繁殖，病毒由埃及伊蚊携带大面积传播，最终导致全球超过3万感染病例。 
在气候变暖的情景下，区域气候模式的变化还可能大大扩展病毒的蔓延范围和来源。如气温升高可能使得之前埃博拉病毒病（EVD）暴发的地区大幅增加，非洲中西部等此前没有出现过该类疫情的地区也有可能成为新的蔓延地[5]。此外，研究也表明，全球气候变暖，冰川消融，在冰芯中已沉睡数百万年的病原菌也可能随之被解封，这些病原菌大多不为人知，它们一旦被释放，很可能为人类带来的是一场不可预知的灾难。
气候变化几乎已影响到传染病发生、传播与变化的各个环节，从病原体及其携带者、传播途径和人体自身抵抗力等方面直接或间接影响传染病的发病趋势。疫情的发生也提醒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气候变化，它很可能是一次又一次灾难背后的推手。

2 寂静之春，对气候风险的隐忧

疫情对复工复产产生了一定的扰动，相比以往春天的生机盎然，这个春天格外寂静，也引发了人们更多的思考，对疫情背后气候变化的隐忧也不断加深。而实际上，这种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

气候变化已是不争的科学事实

根据IPCC的报告[6]，2015年至2019年，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时代升高了1.1摄氏度，与2011年至2015年间相比升高了0.2摄氏度，这一升温所带来的气候影响包括冰盖融化、海平面上升以及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等。2015年-2019年很可能将成为人类有记录以来最热的5年。而基于目前的情景，在低和高温室气体排放情形下，本世纪末全球温度变化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出，在高排放情形下，本世纪末部分地区温度将比2005年的温度升高超过10℃，而全球平均温度升高则将超过4℃。

图 全球温度变化（1986-2005至2081-2100）

来源：IPCC(2014)

气候变化的影响则长期而深远

虽然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还没有最终的统计数据，但其扰动很可能是暂时性的。气候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结构性、全局性特征[7]，将是导致经济社会结构性变化的重大因素之一。因此，相比疫情对经济影响的担忧，疫情背后折射出的气候变化的风险更值得关注。
从对经济的影响看，气候变化的风险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气候相关的物理风险，如本次的疫情、澳大利亚的森林山火等直接对经济产生影响；二是转型风险，即公共或私人部门未及时采取适当的转型措施和行动，所带来的不适应性风险。
频发的气候事件，已证实这两类风险可通过多种渠道，对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显著影响，甚至还可能冲击金融的稳定，引发经济危机。从最近的数据来看，2019年的狂风暴雨、洪水泛滥以及热浪等极端天气，已使一些欧洲经济体每年损失高达2%的GDP，价值超过数百亿美元。而自去年年底至今，澳大利亚山火迄今造成的损失或达50亿澳元[8]（约合238亿元人民币），并可能拉低澳大利亚今年整体国内生产总值（GDP）0.2~0.5个百分点。根据欧洲央行的预计，人类对气候变化的不作为使全球每年面临23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其造成的永久性经济损失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4倍。

3 疫情之后，需要更坚实的气候行动
气候变化已不是未来潜在的风险，它更可能是迫在眉睫的灾难，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已不容推迟。疫情之后，我们需要在气候行动中有更坚实的脚步。

更加坚实的行动从气候投融资开始

资金是持续困扰气候行动的关键因素，加快气候行动，气候投融资是最大的助力。气候行动往往面临着政策、机制、技术等多方面的因素导致的投融资障碍，导致气候相关的项目、企业对资本的吸引力不足。因此，我国政府明确了要推动气候投融资发展，基于气候变化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从金融、财税等经济制度上做出积极的调整，减少高碳投资，提升基础设施气候韧性，将气候因素真正纳入投融资的考量，加快经济结构的低碳转型。
推动气候投融资，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支持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自主贡献目标的实现，不仅是短期强化气候风险管理，防止或减缓气候变化对经济社会影响的关键举措，更是未雨绸缪，为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做出的投融资机制的变革。应对气候变化，更加坚实的行动应从气候投融资开始。
疫情之后，推动气候投融资主流化
疫情之后以更积极更有效的投融资行动减小或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气候风险，加快推动气候投融资主流化，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推动气候投融资的相关体制机制创新。气候投融资不仅涉及气候领域，更需要财税、金融、投融资的支持。推动气候投融资需要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财税、金融、投融资政策的有效协同，形成政策合力，构建良好的发展环境；需要以创新的制度安排，把气候风险管理的因素融入相关金融财税机制中，从机构设置、产品研发、风险防控、信息披露的全过程，形成正向激励机制，引导资金从高排放行业逐步退出，更多地投向气候友好型企业和低碳产业。
二是要加强气候投融资基础设施建设。气候投融资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以国家中长期低碳发展目标为导向，以完善的标准和技术体系为支撑，构建扎实的投融资软硬件基础设施。只有不断扎实基础设施根基，才能引导更多资金进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精准地支持“气候友好型”项目和企业；才能让金融部门有的放矢，开发出更有针对性的气候投融资产品和工具。
三是激励投融资主体的广泛参与。将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考量融入投融资决策在国内和国际属于较新的理念，需要投融资主体的广泛参与。一方面需要将气候风险的管理和气候效益的投融资理念充分宣贯给相关主体，培育致力于为应对气候变化贡献力量的投资者，另一方面则需要进行相关主体在气候投融资方面的能力建设，为其提供相关的的技术支撑，以确保其可借助气候、金融领域技术工具，将政策倡议真正变为投融资实践，进而赢得长期可持续的投融资能力。

结  语

疫情之下，我们已经不能仅把气候变化看作是未来潜在的风险，它更可能是迫在眉睫的灾难。这个寂静的春天，对于气候变化也许我们应该有更深刻的反思，当越来越多的科学实证已告诉我们气候变化已经刻不容缓时，我们不能再视而不见，是时候做出深刻的变革了。疫情之后，从气候投融资主流化开始，推动更加坚实的气候行动。
来源：气候投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