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一两百年时间，西方国家取得了空前规模的发展繁荣，但高密度地使用化石资源也造成了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为气候变化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20年5/6月刊推出的全球气候问题专题中，智库“力量改变非洲”的创始人穆罕默德·阿杜（Mohamed Adow）刊文《气候债务：西方欠世界什么》（The Climate Debt：What the West Owes the Rest），从发展中国家立场分析了气候问题的源头和历史，呼吁西方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以打破气候变化的恶性循环。

气候变化加剧全球不平等

2000年，一场旱灾使得生活在肯尼亚北部的500多万牧民面临着日益绝望的未来。几个世纪以来支撑着他们的生活方式——放牧——可能很快就会因为气候变化而消失。他们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气候变化已经危及或打乱了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活。

肯尼亚的牧民、孟加拉国的农民和湄公河流域的渔民对这场危机没有责任，该负责任的是富裕国家。这些国家不仅人均向大气中排放的碳比贫穷国家多，而且它们的财富和地位也来自于一个世纪的排放和环境退化。然而，却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遭受了不成比例的苦难。对他们来说，气候变化不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而是有没有饭吃、有没有家（无论多么破旧），或有没有房子住的区别。

每个普通美国人平均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相当于581名布隆迪人、51名莫桑比克人（科学家认为是去年印度洋变暖导致的台风袭击了莫桑比克）和35名孟加拉国人（海平面上升和越来越不稳定的降雨威胁着孟加拉国）的排放量。根据联合国2017年的最新统计数据，仅美国每年就排放超过53亿公吨的二氧化碳，即人均16.2公吨。欧盟排放超过36亿公吨，人均约7公吨。相比之下，所有中低收入国家（包括快速发展的大国，如巴西、中国、印度、尼日利亚和南非）的人均排放量每年只有3.5吨。除了亚洲巨头，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更少。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10亿人口每年排放约8.23亿吨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为0.8公吨，约为美国的二十分之一。

但这些数字仅仅反映了一年的排放量。一个多世纪以来，欧洲和北美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一直在向大气中排放碳。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科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估计，从1751年到2006年，这些国家的碳排放量占到了总排放量的77%。在此期间，仅美国就产生了28%的二氧化碳排放。

这些差异反映出发达国家的崛起是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的。气候变化的历史是不公正加剧的历史。西方国家的财富是建立在从它们的殖民帝国获取财富和自然资源的基础上的，这一过程是由燃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大规模砍伐森林来推动的。工业革命可能产生了拥挤、烟雾弥漫的城市，到处都是患有慢性健康疾病的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确保了工业化经济体的未来几代人将在相对于其他地方的人的特权中成长，而其他地方的人们往往生活在殖民统治之下。化石燃料的消耗是全球不平等的根源。

这种巨大的以化石燃料为动力的贫富差距让较贫穷的国家更难保护自己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这种不平等以一些明显的方式体现出来：发展中国家缺乏建设基础设施的资源以防范致命的风暴、海平面上升和强烈的热浪。许多地方仍然依赖农业和与气候节奏相结合的生活方式。例如，超过一半的非洲人依靠农业为生，尤其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对贫穷国家来说，支付适应气候变化的费用——实行帮助人们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仍然是不可能的。例如，在印度的部分地区，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将整个社区迁移到更内陆的地方，远离被洪水淹没的海岸。在孟加拉国，盐水入侵已经杀死了农作物和牲畜，因此农民既需要获得各种耐盐种子，又需要饲养能够适应变化环境的动物，比如咸水鸭。在尼加拉瓜，咖啡种植者发现更高的温度和更大的降雨量已经摧毁了40%的作物。

在非洲，适应气候变化的需求特别迫切。据非洲开发银行的数据，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仅占全球人口的15%和二氧化碳排放的2%，但它们目前承担了全球近50%的适应成本。在今年2月举行的非洲联盟峰会上，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指出，尽管非洲国家资源匮乏，但它们仍将2%到9%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应对极端天气的影响。“适应是一项全球责任”，他坚持说，并呼吁首先造成危机的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

气候协议能促进全球公正吗

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峰会上，富裕国家自己也认识到，它们对全球变暖负有更大的责任。在峰会上达成一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概念奉为圭臬，即那些过去排放最多的国家需要在未来控制排放方面发挥带头作用。当时，通往解决方案的道路似乎相对简单。科学家们将确定需要削减的排放水平，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将分配所需的削减，而按照他们的推理，气候变化将会放缓和停止。

但多年来，富裕国家拒绝完全承认问题的严重程度，迟迟不愿就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达成一致。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哥本哈根召开，富国试图在没有多数其他国家参与的情况下强行通过一项不平衡的协议，导致会议破裂。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影响深远。

哥本哈根峰会破裂后，国际谈判进展缓慢。在德班举行的2011年气候峰会上，富裕国家提出了一项新方案，要求所有国家必须提交减排计划。这一转变使富裕国家得以摆脱1997年《京都议定书》确立的、有约束力的一套制度的束缚。作为签署这一新的全球范式的回报，发展中国家将从2020年开始每年收到1000多亿美元，以帮助它们采取措施适应洪水、火灾和风暴，并支持它们向低碳经济转型。

2015年，各国再次会晤，就应对气候变化进行协调，这次是在巴黎。富裕国家重申，它们承诺向穷国提供资金支持，帮助其适应气候变化，并逐步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但是，巴黎协议所附带的累积减排承诺太过薄弱，无法实现协议规定的目标。

事实上，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金远远不够支付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和向绿色经济转型的成本。今天，光是适应气候变化每年就要花费1800多亿美元（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更多）。如果发达国家不增加资金，到2100年，全球气温可能会上升2.7-3.5摄氏度，远高于《巴黎协定》规定的1.5-2.0摄氏度的上限。令人沮丧的是，富裕国家能否实现每年1000亿美元的目标尚不明确。它们已经错过了筹集第一笔资金的多个最后期限。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当选后，两国都违背了自己的承诺。据估计，在今年11月将于格拉斯哥举行的下一届联合国气候峰会的最后期限之前，这1000亿美元将无法到位。如果这些资金无法兑现，那么穷国将很难相信富国的任何外交承诺。

社会发展最终可能会打破能源与增长之间的联系。过去6年，全球经济增长了23%，但与能源相关的碳排放仅增长了3%。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意味着增长和繁荣不再是在煤矿底部或原油桶里。例如，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研究人员计算出，在越南，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成本已经低于煤炭。就像非洲人跳过固定电话直接进入移动电话一样，只要有正确的投资和支持，发展中国家也可以跳过化石燃料。

发展中国家可以帮助书写气候危机故事的结局。它们促进增长的新方法可以打破造成气候紧急状况的恶性循环。非洲国家正处于未来50年全面经济发展的风口浪尖，这些经济体没有必要跟随欧洲和北美的脚步，非洲大陆拥有世界上最多的风能、太阳能和地热能资源。但为了利用现有的资源，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需要那些从一开始就使气候恶化的国家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世界仍有时间避免掉下悬崖。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在一个处处践踏穷人的全球体系中建立公平。
来源；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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