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验看，国内哪地可先碳达峰？哪地是困难户？

碳道小编 · 2021-06-11 07:06 · 阅读量 · 2658

摘要：总体看来，欧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碳排放变化轨迹基本符合环境库茨涅兹曲线假说，也就是碳排放量随着经济增长先上升，达到拐点后，经济继续增长但是碳排放量下降。碳达峰是遵循其经济发展规律的自然结果，人口、能效和能源结构等因素可以加速或减缓这一过程。中国不同地区人口规模、经济发展和能源资源条件不同

总体看来，欧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碳排放变化轨迹基本符合环境库茨涅兹曲线假说，也就是碳排放量随着经济增长先上升，达到拐点后，经济继续增长但是碳排放量下降。碳达峰是遵循其经济发展规律的自然结果，人口、能效和能源结构等因素可以加速或减缓这一过程。

中国不同地区人口规模、经济发展和能源资源条件不同，参考国际经验，总体来看，有三类地区可以率先实现碳达峰。此外还有一些地区，短期内实现碳达峰还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先行者和困难户是谁？

多位学者提醒，“碳达峰”不是“攀高峰”。（IC photo/图）

作为全球碳排放第一大国，中国已经承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距离2030年只有不到十年的时间，在碳的话题不断出圈时，近期有多位学者提醒，“碳达峰”不是“攀高峰”，不能在这十年间大上高碳项目，达到碳排放的“新高峰”后再考虑下降。

要实现碳中和，需要尽可能早达峰。有些地区已公开承诺率先达峰。如北京市提出“十四五”期间碳排放要稳中有降；上海明确提出2025年前实现碳达峰；江苏、福建、广东、天津、海南、青海和西藏也都提出了率先达峰。

全球目前有近50个国家已经实现碳达峰，绝大多数是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这对经济发展状况和资源条件差异大的中国各省来说，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欧盟：1979年达峰，美国：2007年达峰

碳达峰是指在特定范围内，如全球、国家、地区、行业、企业等在某一年的人为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点，未来年份的排放也不会超过这个点。

怎样才算碳达峰？没有严格意义的官方要求，一些国际组织提出了可操作的判断标准。联合国《2018排放差距报告》提出了两个条件：首先，至少5年没有超过这一最高值；第二，这个国家无条件承诺未来排放不超过这个最高值。C40城市气候领导联盟提出的判断标准更加具体：城市的年碳排放达到峰值后，5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内碳排放持续下降，并且各年相对于其峰值至少下降10%。

美国和欧盟是全球碳排放的历史大户，不过欧盟达到排放峰值比美国早得多，出现在1979年，峰值排放水平占当年全球排放量的25%，这一年美国、中国排放占比分别是27%和8%。美国2007年才达峰，峰值排放水平占当年全球排放水平的20%，这一年欧盟、中国排放占比则分别是14%和24%。

图片来源：微信公共图片库

某一年的排放量是否为历史最高值，还需观察未来较长的时间内排放量的变化，尤其是峰值之后的平台期。

欧盟达峰早，但平台期较长。在1979年达峰后的第5年，相对于峰值水平，碳排放量曾一度下降到了10%以上。但随后不断震荡调整，直到1992年之后，每年排放水平相对于峰值年的水平下降幅度才都稳定于10%以上。

美国的峰值年份晚，但平台期短，碳排放下降速度快。达峰前，1990-2007年美国碳排放年均增长1%。2007年达峰后，年均下降1.3%。达峰5年后，其碳排放量相对于峰值水平下降到了10%以上，到2019年排放水平相对于峰值下降了16%

欧美达峰的驱动力差异

可以用卡亚恒等式来理解碳排放驱动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年碳排放量取决于四个指标：1）人口；2）经济水平，通常用人均GDP表示；3）能源强度，也就是单位GDP的能源消费量；4）碳强度，单位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这四个指标的数据相乘是年碳排放总量。

德国是欧盟的第一排放大国，其碳排放峰值出现在1973年，之后经历近16年的调整，在1990年左右排放水平稳步下降，根据以上四个指标，从1973和1990年这两个重要时间节点，可以看出，碳达峰是人口规模稳定、产业结构转型、能效提升和减少煤炭消费的共同结果。德国达峰前后呈现如下特征：

1）人口增长趋势放缓。1950-1970年的20年间，联邦德国人口增加了大约1100万人，持续增长到1975年，达到峰值6200万人，之后基本维持稳定状态。1990年柏林墙倒塌、东西德合并之后，德国人口总量保持在8000万人上下。

2）经济增长速度由高转低。1950年代末，联邦德国承接美国钢铁、纺织等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经济平均增速约为7%，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1944年7月至1973年间，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加入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中心的货币体系，这个体系在1973年瓦解。德国经济增速从1973年的6%下降到1979年的4%，同时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重点发展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

3）能效提升，煤炭消费占比下降。1960-1970年的环保运动和19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促使德国很早就注重能效和能源结构优化，近五十多年来，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德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保持在稳定水平。煤炭消费占比持续下降，1965年是63%，1973年为40.8%，1990年下降到37%，2019年为18%。

最初替代煤炭的是石油，石油消费占比增速很快，1965年的34%上升到1973年的48%。两次石油危机后德国采取“弃油”政策，1990年石油占比下降到37%。相应的，天然气和核能占比快速增长，2011年德国弃核政策推动下，可再生能源占比升高。

美国达峰年份晚于欧盟国家但下降得快，主要得益于页岩气消费比重快速增加和持续数十年的能效政策。

1）页岩气革命，煤电占比快速下降。1990-2005年，美国煤电比重维持在50%左右。随着美国领先世界实现水平钻井与水力压裂联合技术的商业化应用，页岩气产量2005年开始快速增加，燃气发电大量替代煤电。煤电比重持续下降，2019年为23%。

2）能源强度持续下降。美国1978年颁布《国家节能政策法案》，1980年代开始实施需求侧管理，减少能源消费。此外，美国制造业比重下降，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房地产和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上升。近30年来，美国能源强度年均下降在2%上下，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基本抵消人均GDP增长对碳排放影响。

3）人口增速放缓，碳强度快速下降。2010年前，美国碳排放增长速度基本与人口增长步调一致。但2010-2020年，美国人口增速放缓，2020年为3.3亿，累计增速7.4%，是大萧条时代以来的最低值。此外，页岩气革命以及风电光伏大规模利用，使得美国碳排放变化趋势与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脱钩。

波兰：1987年达峰后快速下降

波兰作为欧盟成员国，是中等收入国家，2019年人均GDP是15693美元（2010年不变价）。波兰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占全球排放的1%。波兰达峰年份是1987年，平台期很短，1990年排放水平相对于峰值下降了23%，此时人均GDP在6000美元（2010年不变价），2019年排放相当于1970年的水平。波兰碳排放达峰主要得益于能效提升和可再生能源发展。 1990年波兰经济转型，能效水平大幅度提升，实现一次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脱钩。1990-2019年，波兰GDP总量（按2010年不变价）增长了3倍多，但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没有增长而是略有下降。1990-2017年，波兰能源强度年均下降率在3.5%，超过了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 2000-2016年期间，波兰可再生能源（生物质能和风能）和天然气发电量满足了电力增量需求，其占比增加了5倍。但是，波兰仍面临煤炭消费过高、空气污染严重的严峻挑战。2016年波兰煤炭的一次能源消费占比和煤电占电力结构比重分别是50%和80%，远远高于其他欧盟成员国。

各国碳达峰的关键指标梁淑怡 | 图

总体看来，欧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碳排放变化轨迹基本符合环境库茨涅兹曲线假说，也就是碳排放量随着经济增长先上升，达到拐点后，经济继续增长但是碳排放量下降。碳达峰是遵循其经济发展规律的自然结果，人口、能效和能源结构等因素可以加速或减缓这一过程。

另一个经验是，发达国家推动其产业不断升级过程中，将高排放行业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全球碳排放约束下，中国率先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地区可采用类似路径提前达峰，但对于整个中国以及其他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来说，需要借鉴发展中国家达峰的经验，加大节能和能源结构调整的工作力度，争取在较低经济水平下就实现碳达峰，尽早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

中国：三类地区有望先达峰

中国不同地区人口规模、经济发展和能源资源条件不同，参考国际经验，总体来看，有三类地区可以率先实现达峰。

第一类是经济发达、产业结构与西方发达国家逐渐接轨的地区。北京、上海、江苏、福建、广东和天津等地区的人均GDP都超过1.4万美元（现价），相当于欧美国家1980年代初期水平。这些地区基本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占比高，应通过能效提升和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推动碳达峰后快速下降。

第二类地区是经济仍处于发展阶段，但拥有丰富的清洁能源资源和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可以加速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未来经济将依靠第三产业驱动。如提出率先达峰的海南、西藏和青海属于这类地区。

这三个地区的人均GDP在8000美元上下（现价），低于国家平均水平，但同时也是我国碳排放总量最低的三个地区。青海的水能、太阳能和风能资源非常丰富，新能源装机量目前在全国排第一，2020年以光伏、水电和风电为主的新能源装机占全网总装机规模的60%。海南生态环境优越，森林覆盖率在全国居前列。海南提出大幅度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建设清洁能源岛以及2030年开始禁售燃油汽车。

第三类地区是以钢铁、建材等重化工制造业为主的地区，如山东、辽宁等。在全国2016年启动的去产能工作持续推进下，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等高耗能行业的产量短期内会达到峰值，并且工艺设备改造升级大幅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这类地区可以率先达峰，但是达峰后需要加快非化石能源利用和产业优化升级，才能缩短峰值的平台期，推动碳排放的快速下降。

图片来源：微信公共图片库

此外还有一些地区，短期内实现碳达峰还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 一类地区是煤炭产区，如山西、内蒙古和陕西等。这些省份本身并不是经济发达地区，大量就业人口和地方财政收入依赖于煤炭相关行业，简单粗暴的控制煤炭消费会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这些地区的碳达峰的时间和水平，以及达峰后的碳排放趋势也具有不确定性。 另一类地区是承接重化工产业转移的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遵循工业化发展规律，正进入重化工阶段。在重大低碳工艺和技术短期很难商业化应用以及非化石能源无法满足能源增量需求的现实背景下，这些地区发展重化工业可能存在碳排放增加的风险。对于这些地区，如何在控制碳排放和推动经济增长之间寻找平衡点是一个挑战。因此，我国碳达峰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特点，在保证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可以率先达峰的地区应该以碳中和目标为导向，尽早低水平达峰并快速下降；其他地区应加大能效提升力度，同时，加快能源结构的清洁低碳转型，推动中国2030年前尽早达峰。

来源：对话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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