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角色对于气候变化结果有着重大影响，无论是对气候变化影响的不均衡分布，还是实施规模化的低碳解决方案的能力。联合国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凯西·卡尔文认为，气候变化对性别的影响并不均衡，事实上对女性的打击更大。当全球面临气候变化时，考虑性别因素和提高女性的声音至关重要。

联合国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凯西·卡尔文 （来源：UN Foundation video screen capture）

气候变化影响所显现出的全球不公平性，是当前乃至未来几代人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遭遇的最大的人权挑战之一。

这是因为气候变化在不同性别间所产生的影响并非一样，女性受到的气候变化影响远比男性要大的多，这对于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的女性尤为突出。对她们而言，她们在获取资源以及在参与制定决策的过程中无法享有平等，女性经常面临限制她们应对能力的各类社会、经济和政治障碍。

在全球，很少有为身处受气候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中的女性专门设立的气候资金。尽管玛丽•罗宾逊气候正义基金会在这方面做出了勇敢的尝试，但气候政策制定者在性别问题的认识和讨论仍然很少。

除了在气候资金方面存在性别差异，在否认气候变化所显现出的各种问题方面，也存在性别差异。

性别差异通常被认为只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但事实远非如此。在发达国家，否认气候变化的人数正在上升，而研究表明，持气候变化否定论的人大多崇尚父权制或等级制。

否认气候变化被认为是源于一种持旧有思想的“国家主义”，即认为石油和煤炭是创造就业的赚钱机器。但对于该种国家主义而言，气候变化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它无法在单一国家层面上得以解决。它需要国家之间，乃至社会各阶层的所有行动者之间共同来参与。或者更直接地说，它要求性别平等，并放弃那种西方男性主义所固有的消费模式特征。

高碳的生活方式与高收入有关，而较低的收入也意味着较低的能源消耗。在传统的财富和权力分配方面，男性通常拥有更多的财富和行动自由，因此男性产生更高的温室气体排放。虽然西方国家的富裕女性比起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男性而言，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但她们的生活方式相比同等收入的男性可能更为低碳。

研究表明，男性的高碳生活习惯源于传统对男刚女柔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定义。这些形象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中，并通过那些促进消费的诱惑性广告加以强化。

例如，销售中的汽车往往被看作是一个男人的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我们常常认为吃肉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爷们儿。支配性男性气质解释了为什么某些男性气质会占主导，而另一些男性气质却是从属地位，以及为什么某些特征决定了一个“真正的男人”。

虽然这些特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在不同的文化中也有所不同，但通常都与权力、力量、统治和侵略有关。打破这种传统的固有观念可以促进一个性别更加平等的社会，并有助于降低气候变化对性别影响的不均衡性。

在努力减缓气候变化对世界人口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方面，考虑性别敏感性因素非常重要。

全球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女性占了世界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二，而她们的生计更依赖于受到气候变化威胁的自然资源。

2015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30年，非洲撒哈拉以南以及南亚等较贫困地区的气候变化影响可能迫使1亿多人陷入极端贫困。如果资源得不到公平的分配，届时全球将有数百万的气候难民。而联合国估计，到2050年全球气候难民将达到2亿。如果在应对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方面，能够制定出高效、包容以及性别平等的发展议程，气候变化下造成的人口消极影响大多都可以被制止。

提高气候正义的意识、普及性别平等的必要性以及对气候变化后果的正确认识是应对气候挑战的先决条件。但目前，在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方面还无法做到性别平衡，因为对于最需要得到帮助的女性而言，得到的却最少。

缺乏性别平等，会使得绿色政策实施更具挑战。巴黎协定首次为气候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关注人权和性别平等的机会。这对于确保气候减缓和适应政策不会涉及损害人权至关重要。将性别问题纳入气候政策是政策制定的一项有效方式，也是实现全球气候正义的必要工具。通过在气候措施中引入性别因素，决策者将不得不考虑在不同的社会因素（如性别、教育、收入和年龄）下，如何获取资源以及采取气候友好方式的机会。

考虑性别因素，使得在制定气候政策时更有可能考虑到社会群体的多样性。这就是为什么性别敏感分析是体现气候政策社会性公平的出发点，这也是为什么气候变化正成为一个社会热衷的女权主义问题。


来源：碳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