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们对于减少甲烷排放以限制气候变化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公共和私人投资已经加速，甲烷排放强度已成为市场看待能源公司的一个关键因素。

这是因为减少甲烷排放被认为比二氧化碳更容易解决，因为其中大部分可以在不花费任何成本的情况下完成。国际能源署估计，每年约有3.5亿吨甲烷排放，其中约1.4亿吨来自化石燃料行业。反过来看，它估计高达70%的甲烷可以被减少，在当前市场条件下，很大一部分的成本甚至可以获得利润。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估计，在2020-2030这个10年迅速削减甲烷排放可能从长远来看使全球气温上升的幅度降低0.2摄氏度。这也是过渡领域的一个共识区域，现在采取行动可以相对快速地影响减少气候影响，因为尽管甲烷作为温室效应气体比二氧化碳更强大，但它在大气中的分解速度也更快。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司法管辖区出现了许多举措和法规来推动甲烷的减排。2022年在美国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IRA）包含了对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甲烷排放征收税费的规定。预计这项税费将在2024年使生产商承担超过十亿美元的成本。在欧盟，即将生效的法规将要求公司根据日益严格的标准报告甲烷排放，并最终为所有向联盟27个国家出口石油和天然气的公司设定一个允许排放的最高水平。

在多边领域，已有120个国家签署了全球甲烷承诺书，承诺到2030年从2020年的水平至少减少30%的排放量。代表近40%总石油和天然气产量的公司已加入油气甲烷伙伴关系2.0（Oil and Gas Methane Partnership ，OGMP），旨在将甲烷报告从估算转变为高质量测量并减少排放。

然而，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报告的自下而上的甲烷排放量与国际能源机构 (IEA) 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公布的自上而下的估算数字存在很大差异，数值甚至低的很多。将国际能源机构的甲烷跟踪数据按比例分配到各公司的生产中（“隐含排放量”），以估算 10 家选定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排放量，这意味着排放量接近 900 万吨，而这些油气公司自我估算的排放量仅仅略低于 150 万吨。

这种巨大的差异存在几种可能的解释：可能是由于核算过程采用了不同的系统边界，而隐含排放法是国家层面的平均值，由于一些公司没有提供股权资产的数据，因此其数据明显偏低。但是，对所有这些因素采用最大不确定性边际，仍会留下相当大的、无法解释的差距。各个大公司报告的数字仍然绝大多数基于排放因子的预测，而其中许多方法是通用的，并没有采用现场实测数据。通常情况下，公司也不会公布足够的信息来对其方法进行独立评估。

随着欧洲和美国收紧报告和征收费用的立法生效，解决数值的分歧变得至关重要。虽然与估算相比，更多的卫星覆盖范围将增加实际排放数据，但由于探测阈值较高，仅凭卫星数据如何系统地描述情况仍然是个问题。缩小数据差距对于推动甲烷减排的经济性（现在比过去一段时间更有前景）和新法规的制定都至关重要。

来源：Carbon Tracker  零碳君